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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励生:我的梦想:个人思想历程概述

        更新时间:2019-03-31 18:08:51
        作者: 吴励生 (进入专栏)  

          

           吴励生,1957年7月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市,中、小学学业完成于“文化大革命”中的莆田城郊(乏善可陈)。中学毕业后,当过农民、工人。1979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就读于文艺系文艺编辑专业。大学毕业后,个人历程可截成两半,1983年至2018年前后36年,几乎大半时间在体制内,另一小半时间在体制外。体制内时,先后担任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记者、编导,《福建广播电视报》副刊编辑;《警坛风云》杂志社编辑、副主编;福建省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全省委员,国家二级作家等。该时期主要从事广播剧编导和文学写作,编导有广播剧30多部,先后在《滇池》《清明》《小说林》《广州文艺》《福建文学》《山花》《文艺报》《文学自由谈》《当代作家评论》等国内二十多家报刊发表小说和评论一百一十余(部)篇。2005年离开体制后,个人开始转型做学术批评与独立研究,先后在《社会科学论坛》《河北法学》《中国图书评论》《福建论坛》以及《云梦学刊》等国内十多家大学学报发表学术评论与理论研究文章一百二十余篇。前后期合计出版图书12种:长篇小说及中短篇小说集6部,批评集和理论专著亦6部(含两部合著)。另有思想理论专著3部待出。

          

           无论身在体制之内或之外,或者“体制外的体制‘内’”(先后兼职冰心文学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社区自治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从来重视的是个人追求目标(包括文学目标、学术目标和思想目标),而均不太重视个人名誉。因此,个人只有一部广播剧(导演)获得全国优秀广播剧评选“三等奖”(“金猴奖”,1985),两部中篇小说获得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第7届,1993;第12届,1998),一篇评论获得“华东地区报纸副刊好作品奖”一等奖(2001),以及相关著述谬得母校(易名中国传媒大学)母系(易名影视艺术学院)首届“广播电视学术奖”一等奖(2004)。至于所说个人目标追求种种,便是下述文章中需要具体展开的内容了。

          

           一 、个人文集长篇小说卷三卷与自我放逐的个人转型

          

           也许,我个人最值得谈论和回顾的是思想经历。在此经历过程中,不能不说我对曾经投入大量精力的文学事业;掣卸。当然,这种感恩不是说文学给我个人带来某种地位什么的,而是说在从事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得以发现各种各样的中国问题。因此,我无意再谈论个人文学经历——而且,我已在不少场合谈论过它了。[1]尤其是从事着一种本让人兴味盎然的东西,后来却在具体从事过程中常有种吞吃苍蝇的感觉,这种类似嫌弃之情相信许多国人均有过感同身受,只不过并非都能意识到问题罢了。

          

           首先发现的当然还是文学本身的问题。比如说中国当下文学越来越没思想,文学形式越来越没创造性,然后就是在长期的文学体制中深刻感受着的“围城”困扰(这种困扰不说也罢,太多经历说出来于人于己脸上都不好看)。直截点说,就是文学公共领域的阙如,对文学品质的败坏几乎是全方位的。便是因此,我对文学的公共领域始终有着特别的关心。[2]因为这个关键领域的缺失,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涉及方方面面。特别是新时期文学后期,从理论到创作全盘复制、搬运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学观念,还不仅仅是思想耻于萎靡,连形式创造本身也羞于迷失。便是因此我和叶勤博士特具针对性,专门对毕其一生探索文学形式及其奥秘的孙绍振教授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再研究,[3]以直面因应并思考文学形式的创造以及“文学回到文学本身”的问题。本来,后现代主义审美现代性的引进可能是个创造契机,比如生命冲动造反逻各斯,或者张扬欲望主体的战斗性等,解构理性主体假如能在中国语境里面得到某种创造性转换,比如解构传统人文主体,就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尽管现代以降本土确实存在有某种程度上的理性主体(比如黑格尔、马克思的理性必然)因子,但问题在于,解构了一点点的本土理性主体,却又纷纷回归到了传统的人文主体。这不能不说是个绝妙的讽刺了。

          

           也许,归根到底是中国传统文人心性使然。即便后来张扬一时的“个人化写作”,也跟本土特有的个体心性相关。从表面上看,似乎确实是在不断张扬欲望主体,问题在于这种张扬的背后是一种假个人主义,是完全不管别人死活与尊严的个人主义,实质上跟传统中国高挂天理招牌下的私欲膨胀一体两面,也恰跟传统中国的文学与政治观念的禁欲与纵欲的一体两面正相符合。让人悲哀的是,解构一切之后剩下一地鸡毛,惟一屹立不变的还是那个人文主体。至于后来所谓文本的狂欢彻底沦为平面写作,更是让后现代诉求在中国时空的意义追寻与拷问中失去了内在动力。

          

           但不可否认,后现代哲学和文学观念曾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部分(尽管有点虚假)。必须承认,个人写作也曾一样进入这种文学史背景。所不同者,个人试图解构的恰恰是传统人文主体。当然不是为了所谓人文精神,毋宁接受的是?率狡舴,通过视角变换(比如跨文体写作)以观察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体之性质的不同侧面,也即传统暨现代人文主体究竟是怎样在本土历史和现实中形成的,等等。不用说,清算自己总是最难的,清算到同类身上也让人不痛快。好在吾道不孤,尽管跟书商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合作并不愉快,个人创作的5部长篇小说合集为《吴励生文集长篇小说卷》3卷出版个人收益不高,但当时发行得还不错,[4]特别是先后得到《光明日报﹒文艺观察》《海峡都市报﹒本埠作家》《湄洲日报﹒海外版》《文学自由谈》《滇池》《福建文学》《刺桐》等报刊的支持,刊发了不少评论。特别感谢《滇池》杂志刊发了福建四位评论家围绕拙著文集的“四人谈”,以及福建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与福建省文联理论研究室联手编辑《福建现当代文学评论集》所组织的专门研究。[5]虽说如此,我却并没有感到某种成功的欣喜,反而有着些许莫名的失落。不用说,那些人文主体的传统追求是我所从来不屑的:把某种“成功”当作敲门砖以获得晋升的阶梯,然后吃香喝辣、沽名钓誉,并以此当作可笑的炫耀乃至蔑视别人的资本。如果可以不要脸,这本来也即那种主体意识的固有内容。究其实,拒绝这种主体心性也就拒绝了“主流”。何况面对这种“主流”,你所能做的,常也只能发出些微弱的个体声音。尽管这种声音微弱却一直顽强,[6]但在中国语境里无异于自我边缘化,实际上也即从此开始个人选择了自我放逐。

          

           可能也便是这自我放逐,不期然却获得了个体精神的解放与自由。因为精神的解放,得以自由和从容地反思,反思文学也反思自己,进而反思文人心性的由来。比如:是否因为人家的理性主体是由于神的主体置换为人的主体故,我们则是历来以美育代宗教故?按理说,因为人本身就是个特具超越性的动物,所以需要宗教需要文艺,以获得精神境界的超越。由于我们没有宗教传统,孔子伊始不语怪力乱神,后世即逐渐以文艺代替了宗教的功能。无独有偶,鉴于生存的严峻与现实情势的严酷,庄子哲学却成为后世历代文豪的精神氧吧,诸如西晋嵇康阮籍、东晋陶渊明、唐代李太白、宋代苏东坡、明代刘伯温、清代金圣叹、民国章太炎等即为代表。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学和艺术作品举凡具备高妙、高远之境界者,几乎均可在庄子哲学精神那找到源头。然而,文人士子的行为方式除了上述历代寥寥数人(甚至还不纯粹,比如李白)外,绝大多数却并不认同庄子的教导,而且无一能够逃脱庄子有关“庙堂与江湖”对举概念的笼罩和逻辑外延的放大与改写。究其实,文人士子们从来以儒为实以道为虚,所谓儒道互补修心也是为了修为。这原本并无大错,错在具体人生安排中的表里不一和人格分裂:看其文章常觉锦绣灿烂,看其面目却常觉丑陋不堪,到了极端处则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真能贯穿儒家道统并力求学统者,除了宋代短暂的辉煌之外历朝可辨依稀。在巨大的政治现实面前,孜孜以求于庙堂是人生第一选择,江湖再自由无碍,不过只是特定时空中一时之心灵寄托罢了。而这,实际上也即文人心性或人文主体构成的源头。

          

           至于照搬西方后现代理论,跟着法国后现代大师屁股后面转,嚷嚷着解构总体性消解理性主体云云,却偏偏忘记了自身人文主体是个毫无尊严也不要尊严的主体,成就的往往是投机钻营不择手段的个体,当然也就忘记了后现代哲学以边缘解构中心的基本立场。吊诡的是,越是标榜后现代主义者越是向庙堂靠拢并拥抱中心。说到底,还是那种主体与心性使然,所谓后现代哲学与文学,不过也是用来装饰门面的“敲门砖”罢了。殊不知,两千多年以前,庄子即为中国空前绝后的解构大师,岂是而今那些只为获得一块敲门砖的“伪解构”者们所能望其项背?更为深刻而严峻的是,中国美育式的精神超越与西方基督教式的精神超越,虽然在哲学层面有“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之分,但在社会现实层面却有着霄壤之别。具体说,传统西方神的主体到现代被置换为人的主体,到后现代干脆无论是神的还是人的主体统统被纳入解构之列,均与西方历史的社会发展与政治现实紧密相关,而我们的这个主体建构或解构,在现代或后现代始终跟社会现实发展本身毫无关系。指望这样的心性与主体关心文学(乃至其他)的公共领域,几近痴人说梦。若论个人转型,也便是从这文化传统的核心地带开始精神突围,然后通过长期的准备性工作,最后逐渐拓展到反思中国人的行动方式以及行动结构中去。这些,大致构成了个人早期的思想经历。需要感谢的是,在此早期思想历程中我曾经的搭档叶勤博士提供了诸多慷慨支援。

          

           二、两个同道朋友与一份关键性刊物

          

           这样一来,个人由文学而学术,由学术而思想就是个自然过程。文学的发展与学术的支持本来即是共生关系,所谓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评论三驾马车,尽管只有后二者“古已有之”,前者则是现代以降才有的新品种,可惜而今却在各自为战。尤其是文学史研究一改五四草创期介入文学创作的初衷与使命,文学评论很不确当地假充文学评判的唯一功能(在“后新时期”甚至撑起一片虚假的文学史天空),文学理论则一直焦虑于西方后现代各种批评理论模式的选择(像孙绍振那样独具创造性文论实属凤毛麟角)……从而在生活世界本身早已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情形下,文学本身的急功近利与重复自己却已成痼疾,以至在不断丧失了时代观照与意义追寻的同时,更是丢失了历史追问与世界关怀。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犀利批评之所以尖锐而准确,就因为其是出于文学史视角的一针见血。因此个人后来在摆脱那片虚假的“文学史天空”时已意识到,接受后现代哲学(包括?拢┑钠羰,虽然在清算总体性迷误和主体性置换(如用欲望主体置换理性主体)等诸方面有重要启发,但不能不说我们却并不因此就获得了真正的思想。尤其是时代性思想高度与“文章之变”的形式创造本身缺失了内在关联,很显然,“三驾马车”需要在全新的高度进行必要的打通。而这,还不仅仅是文学公共领域的事情,更是学术公共领域的事情了。

          

        文学不能自由地思想,学术也无法自由地生长,无疑为公共领域缺失的最重要后果。因为文学缺乏“文章之变”的内在动力,就只能是表面上的花样翻新,文学流派的产生就变得不可能,与此同时,学派的出现更是遥遥无可期:一如惯常所见,人们不过围绕自家一亩三分地,利益计算自然是首位性考量。不说学术方向,就连基本的传统都可以不要。人们使出种种解数,能够得到好处就行,诸如职称评定与晋级晋升、占有学术资源呼风唤雨、垄断话语权力黑白通吃,乃至以身份的重要代替研究的重要,等等。以至五四大师们所开创的文学传统与文学母题以及思想高度,都被无可奈何花落去。坦率地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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