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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励生:发出中国声音:以直接归纳的理论方式

        ——读孙绍振、孙彦君著《文学文本解读学》

        更新时间:2019-04-16 19:13:51
        作者: 吴励生 (进入专栏)  

          

           首先简单说明,《文学文本解读学》虽为孙绍振、孙彦君父女合著,但为论述方便,下文均以孙氏名之,除了有“同出一门”的意思之外,其还有传承乃至承先启后的用意。其实孙氏早前曾向笔者提及建构文学文本解读学的事情,即遭我本能反对,原因是:假如我们不能在基础学科上做出基本的有效贡献的话,又在二级学科、三级学科乃至边缘科学之类用力,似乎有点弄错了方向;何况孙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即以《文学创作论》《美的结构》《论变异》等代表性著述对基础学科做出了相当重要贡献,而今等于另起炉灶、重新操刀,似乎有点得不偿失。但等细读《文学文本解读学》过后,清楚了解其大有一番“开宗立派”的雄心和气魄,重新打点精神严肃面对并认真加以重思便成为题中之义了。

          

           其实,无论是早年的《文学创作论》还是晚近的《文学文本解读学》,其间的理论关键词均是“检验”:既检验别人的也检验自己的理论。所不同者,前者基本以“冲决罗网”为己任,后者则以广泛的“对话”来让自己的理论归纳获得彻底的“确认”和“确证”。所共同者,则是出于真切的个体认知和问题意识,无论是当年拒斥苏式机械唯物论的“工具论”以及“美是生活”的前提预设,还是当下拒斥甚嚣尘上的后现代文论的所有前提的都不预设,均是如此。相对而言,后者难度更大,假如说前者的目标明确单刀直入就行了,后者则在本土“不思的一大堆”的文论界之中找不到敌手,同时又在世界范围内敌手遍布,而不得不左右开弓,书中随处可见“理论清场”以及“清算”的字眼,即可见一斑。更为关键的是,前后二者所面对着的语境完全不同,前者需要较大的理论勇气,后者则需要全面开放的理论大师气度,否则:就不是“是否有话可对”的问题,而是根本“对不下去”的问题。然后就像惯常所见关起门来自封“大师”之类,除了个体“精神胜利”之外似乎并无多少实际意义。

          

           与此同时,更加需要的是理论底气。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理论底气恰恰是孙氏早年《文学创作论》伊始即以蓬勃的精神突围大力积攒下来的。这就是从文本细读到理论范式的强大生命力和理论号召力,而文学文本的深入解读与理论归纳的系统丰富,自始至终也即成了孙氏检验所有理论的最犀利并无往不胜的战斗武器。虽然也可勉强区分孙氏文论的早期思想与后期思想,比如新旧世纪之交即成了孙氏文论转向的分水岭。早期的理论范式是“真、善、美三重错位”,后期的理论归纳则是“意象、意脉和形式规范三个层次的立体结构”,其中对文本的有效解读都是关键,而把早年以及晚近的诸多经典性文本解读作为理论归纳的出发点,重新沟通文学创作学与文本解读学,作为全新的解读理论面目出现,则是孙氏晚年最为重要的理论努力。必须特别指出,无论是早期还是晚近,孙氏理论总是以天才的直觉,在具体文学文本的阅读感觉中深切感受到僵化的(无论来自苏俄还是来自后现代)理论的霸道与荒唐,从而发起精神的突围并建构自家的理论的。借用德勒兹解读伯格森哲学的话说:“直觉是伯格森主义的方法。直觉既非感觉,也非灵感,更不是一种模糊的感应,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方法,甚至是精心设计的哲学方法之一!盵①]而德勒兹所归纳的伯格森作为方法的直觉中的规则不管是“三条”还是“五条”,但只有第一条是完全符合孙氏直觉的理论状况的,这就是:“检验问题的真和假,揭露假的问题,在问题的层次上协调真实与创造!盵②]而涉及孙氏建构理论的具体方法,与其说是采用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经济的细胞的方法,毋宁是自觉贯彻波普尔所一直主张并推行的科学哲学的证伪性原则。也许由于一直采取的是“六经注我”学术方式的缘故,无论哪种方法或者原则孙氏其实均并未贯彻到底,有趣的倒是他自己的以直觉为方法的做法,却又始终如一,并确实取得了诸多原创性的文学知识拓展。

          

           这有利有弊,尽管利大于弊。有利是能够始终有效地坚持自己的文学原则,有弊是有时不敢坚持自己的哲学原则,比如在哲学的第一性问题上,在文学的形而上学性问题上,有时就显得有点犹疑不决。这正好跟李泽厚的哲学原则的坚持形成某种程度的反差,比如李氏反复强调的其早期从马克思回到康德、后期从海德格尔回到黑格尔的双向回环,从而创造他所谓的“历史本体论”和“情本体”理论等——前者是通过马克思试图对康德的“心理形式”进行改造(所谓“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③]后者则是通过黑格尔试图超越海德格尔,以及重新确立中国的现代情理结构以及理性——其间物质为第一性、逻辑为第二性的用意极为明显。孙氏则徘徊于康德与马克思之间,并且一开始采取“六经注我”的态度与方式即比李泽厚彻底,甚至还干脆另辟蹊径,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道学原则推出了“一分为三”的认识论,并在他后来的理论进路里面,演变成为“两虚一实”的真、善、美三重错位的美学原则,在这个原则里只有美是实的,真与善则皆为虚。[④]主客观二元既不完全对立也并不完全统一,非要说统一就只能统一到艺术形式中去,而在其间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变异的情感逻辑。这样一来,孙氏的情感变异逻辑就正好与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奇妙对应。其中最有意味的是,李泽厚是从哲学家角度讨论情感,孙氏则是从文学家角度探究情感。尽管李泽厚一度以美学家著称并曾取得广泛影响,但这里并不想就美的本质问题多费笔墨。[⑤]这里想说的只是,当年有着相似的哲学追求(比如主体哲学、审美价值论等)并在各自领域(哲学分支与文学独立性研究)都有突出贡献的情形下,而今都到了耄耋之年居然也都有全新的思考和知识推进,尽管后来各自运用的方法完全不同(李氏主要还是演绎法,孙氏则是归纳法),理论景观自然也大相径庭。也就是说,二者只是在相关问题的交叉意义上可能存在有某种程度互参价值,因此下文有所涉及也仅在互参意义上,而并无打算对二者进行具体比较。

          

           一方法论辨析:直觉的方法与真理,归纳的方法与理论

          

           也许,孙氏在哲学态度上仍然带有某种程度的唯理主义痕迹,在文学立场上贯彻的却是纯粹的经验主义,或者换句话说:尽管在方法论上大相径庭,但在认识论上的一点唯理主义与(文学)本体论上的诸多优先性,孙氏跟李泽厚在哲学观念上存在有某些交叉(这跟他们那一代人所接受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熏陶有关)。比如:在孙氏的晚近理论建构中,曾经在早期文艺思想中非;钤旧踔料谋缰しㄋ嘉,基本被弃之不用,仅仅保留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认识论,仅此也还放弃了辩证的统一说法,这跟李泽厚仍然坚持人类历史的总体性,有着相似之处但也有距离。这距离就是孙氏摒弃了总体性概念潜藏着的重大危险,却又坚持历史主义立场。在强大的历史实践和社会实践面前,历史主义当然仍有某种说服力,在孙氏那里就是文学形式的历史实践,是千百年来的不断累积下来的形式规范,而形式规范或者不断让内容就范并形成创新的巨大动力之间所存有的理论张力,便是重要的历史主义说明。相似在于,尽管并非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即并非仅仅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对内容有反作用的辩证,而是指在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矛盾、冲突的辩证并预示历史发展的方向等等),但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马克思等的“历史阶段论”以及“历史终结”的世界普遍史意识,李氏的“历史总体性”概念不必说,孙氏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说一样缺乏相应警醒。加上孙氏对波普尔理论仅是有选择地吸取,即对“历史主义的贫困”[⑥]也并没有相应警觉。当然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孙氏是面对整个后现代主义理论所展开的“系统对话”,需要确证的只是,孙氏所进行的跟包括(?拢靶吕分饕濉痹谀诘暮笙执砺鄣摹岸曰啊庇肱惺欠裼行。

          

           必须即刻指出,孙氏的批判确实有效,而且对话效果理想。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仍然是他拿手的曾经无往不胜的以文本检验理论的办法。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在辩证逻辑思维淡出之后,转而在形式逻辑思维上大开大合,居然也取得了甚为可观的理论张力。同时必须指出,孙氏当年“冲决罗网”的主要对手是机械唯物论的工具论,其更多时候运用的就是辩证逻辑思维,才逐渐在曾经机关重重的权力话语逻辑中得以解套。虽然康德的主体性哲学观念确实在那个时代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孙氏那里获得的最重要意义则是个体合法性的解放。其间最重要的代表性文章就是孙氏至今引以为傲的所谓已成历史文献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其实此篇文章最关键的词句和精神就是,作家个体并非而且不能充当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便是由于此,笔者曾经指出,无论是有关结构、解构还是形式的后现代文学理论中之关键,孙氏哪怕是在解构的精神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与后现代哲学解构总体性解放异质性有着相当程度的精神交叉,从而在个体合法性诉求上似乎有着共同的旨归。所不同者孙氏采用的是辩证逻辑的方法,后现代主义者所采取的则是“亦此亦彼”的逻辑方法(典型者如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中所做的那样),而在主体意识上却又南辕北辙,在后者那里,除了“总体性”之外首当其冲的解构对象便是“主体性”:无论是理念、上帝还是那个自信的“我思”,因此“本质主义”批判自然也即成了他们的重要主题。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的主体性过渡膨胀所必然带来的后果,在中国始终则是主体性的不断萎缩。李泽厚对康德主体性哲学的批判和倡扬,之所以产生那样重大的影响,原因即在于准确地抓住了中国问题的症结,尽管事后说明其只有哲学范导意义上的作用,却并无多少现实建构的可能。由于孙氏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并不坚决,并且对困惑中国已久的关于美的本质“二元对立”问题进行“一分为三”的“两虚一实”的改造,把“美”和“文学”的独立性解救出来,这个问题同时也就不断地被虚化了去。因此笔者和叶勤合作研究孙绍振的专著即题为《解构孙绍振》,其实就是一方面针对孙氏对机械唯物论的有效解构,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孙氏对主体性问题模糊的再解构,同时又企图避免赶那种“后现代时髦”。[⑦]遗憾在于,前者所做的工作较充分,后者所做则相对模糊。这倒有点像眼下孙氏父女所做的那样,用不预设理论前提对西方后现代文论的理论没有前提进行批判的道理相近。

          

        这样,无论是孙氏的方法还是笔者的方法,就有必要再做些认真的梳理。其实,孙氏也是几乎第一次在《文学文本解读学》中全面地总结了自己所做理论概括所采用的方法以及方法论的。尤其是当下后现代哲学思潮把中国大陆文学界冲击得有点找不着北的情形下,其一反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哲学解释学以降所谓反方法的真理观,[⑧]坚持以直觉为方法,敏锐发现问题并检验问题的真假,尤其是把致力于一生的文学奥秘的探索作为他追求(文学)真理的方法,推动文学知识本身的演进。不管怎样,当年“冲决罗网”的时候,对那些荒唐的理论大前提只要有能力并且有勇气提供出强而有力的批判与解构就可以了,而今面对的却是解构一切的失去所有理论大前提的情形下,稍不小心就会一拳打到了棉花堆里,哪怕你力大无穷或者武艺超群,有劲也是使不出。如前所述,孙氏有点以不变应万变,仍然以文本解读为有效利器,居然仍具备有战无不胜的凯旋意味,但孙氏同时也有意无意忽略了自身的理论大前提,就不能不说多少有点遗憾了,因为这有时确实影响到了他的一些价值(不仅是审美价值)判断。虽然谈不上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用相对模糊的理论大前提去对抗或颠覆后现代哲学取消所有理论大前提的做法,多少还是把“双刃!。究其实,孙氏理论大前提始终隐而不显,并非不存在,比如:“钱谷融曾经引高尔基的话说文学是人学,虽然高氏的话是如何说的还有争论,但是高尔基的话还是不太完全,并没有触及文学的特殊性,因为历史学也是人学。应该补充一句,文学是人的感情学,再补充一句,小说是人的感情的动态学。严格地说,文学是人以感情为核心的包括感觉和智性的动态变幻艺术!盵⑨]因为只有这个前提完全确立了,推理就会变得顺理成章:“所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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