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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映芳 唐小兵:青年怎样,时代就怎样

        更新时间:2019-04-24 10:43:15
        作者: 陈映芳 (进入专栏)   唐小兵 (进入专栏)  

          

           在“家”与“国”之间

          

           唐小兵:陈老师您好,很高兴能跟您一起探讨青年问题。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似乎形成了一种“青年崇拜”,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青年,再到国共双方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总是与民族国家的复兴、社会思潮、行动力、理想、抱负等词汇紧密相连,中国社会对这个群体似乎一直有着较高的期待,而在中国强调经验主义和伦理秩序的文化传统里,青年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和社会身份,似乎并没有如此显赫的位置。

          

           陈映芳:在早期的青年导师里,对于“青年”的角色期待是有区别的,主流观点如梁启超的“少年论”,认为中国的老年人已为时代所淘汰,对国家没有多大用处,年轻一代是朝阳、民族希望,鼓励青年人为国奉献;另一种观点,如胡适的,对主流的青年观是持批评态度的,胡适说真正成熟的社会不是这样的,成年人应该成为改革社会的主力,而在中国,成年人都站在后面,却把青年推到时代的前沿,中国青年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年轻人为什么会被崇拜?罗素讲过,“青年崇拜”是各国近代化过程中较普遍的现象,新史学的学者也有相应的论述!扒嗄辍笔墙ひ祷牟,在农耕时代,农业劳动讲究经验,老人有权威,但工业革命需要新知识、需要年轻人的体能,所以它的大门是向年轻人敞开的;乜次逅氖逼,中国在面临民族;,人们就把整个民族的焦虑与希望都放在了青年身上,尤其是新知的开启、富国强兵的梦想,都需要年轻人来担当。年轻人一方面承担对民族的责任,同时也对自己的权利提出诉求,一部现代文学史,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就是青年的婚恋自由、个性解放……可以说,“新青年”“五四青年”的内涵包含了角色和权利两个方面。但在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关于这种历史性的变化,我在《“青年”与中国社会变迁》一书中有较详细的分析。

           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我们的青年观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因为当时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发生了变化。国外有学者曾对中国社会80年代末前后的价值观作过调查比较。很明显,社会对年轻人越来越“宽容”了。举个例子,80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要是下;虺龉换乩吹幕,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青年人上大学、走出国门理应是为了报效国家,但90年代后的出国、下海潮一波接一波,大家接受起来很坦然——人们不再认为年轻人的角色使命就是为民族、国家的命运担风险。

          

           唐小兵:对一个时代的苦痛、矛盾,青年人往往最容易感触到,也往往要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最醒目的鸿沟。台湾有位学者吕芳上教授写过一本《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可见学生作为青年运动的主体,所谓的“主体性”在政治文化与社会转型中,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对20世纪中国的政党而言,更是所谓“谁掌握了青年,谁就掌握了未来”,所以才会出现蒋介石要在国民党外再造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形成了党团之间的恶性竞争。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20世纪中国青年之历史,很大程度上是青年成为政治主体,然后被政治化,最后又去政治化的历史?

          

           陈映芳:要回答这一点,我觉得关键在于考察作为个体的青年与国家、社会、家庭关系的互动!靶虑嗄辍薄拔逅那嗄辍毙纬傻墓,实质上也是传统家族主义被批判,而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兴起的过程。年轻人被要求为国尽责,而不能再安于当家庭内的孝子贤孙。这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政治化”的过程吧。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多年,国家在家庭与个人面前,几乎是“全能型”的,国家力量深刻介入基层社会,对传统的家族组织、家庭伦理进行了全面改造。在经历了一系列思想运动、政治运动后,个人主义也早已被国家主义所覆盖,个人与国家之间形成了直接的“支配—服从”式的依附关系。与此同时,家庭生活与个人利益一样,被视为是必须服从国家利益而可有可无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大学里曾重放过一部老电影《不夜城》,孙道临主演,里面有一个细节:作为“资本家”的父亲与相当“革命化”的女儿吵架,气不过的父亲给了女儿一巴掌。我记得当时全场80年代的学生为这一巴掌叫好——这很讽刺。上世纪50年代,这一幕高调宣传的是女儿代表进步力量,站在国家一面,而父亲作为“顽固势力”,在当时是被谴责、被改造的对象。但同一部电影在80年代重放,女儿反而成了被嘲笑的对象?杉鋈擞爰彝ズ凸业墓叵,及家庭伦理等,在这几十年中发生了极大的变动。

           “个人—家庭—国家”之间的关系失衡,是前30多年里中国诸多社会问题形成的直接原因之一,同时使得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治动员,轻易地主导了青年的走向!拔母铩逼诩湮奘母锩嗄、红卫兵,就是青年无主体性、被政治化、被规定义务的典型。

           但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情况有了变化。首先是知青运动在推行10年后,暴露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回城运动中,云南知青几次给中央寄去请愿信:第一封信中,知青们以诉说目前生活的困苦为主;第二封信中,他们试图说明知青运动的实际状况并不符合当初发动的初衷。但这两次行动都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成效。到第三封信,请愿者们的叙事起了微妙变化,上海知青丁惠民就写道:“八年,父母的眼泪快要流尽,我们体内的青春活力即将衰老,再这样下去,我们实在受不了。我们恳求,我们请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身旁吧……”这里知青们的诉求,已从要求“回城”变为“回家”,无形中它便由一个政治经济问题,转变成了亲子团聚的家庭伦理问题。而“家”在知青返城运动中的登场,在当时并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此后政府出台的各种新政策,很多是以“家庭”为核心的。比如在城市里,知青回城,一般都是由家庭接纳,包括户口的落实、工作的顶替等;不少因国家分配远离家乡的职工,纷纷以“照顾父母”为由迁回家乡工作。农村里,启动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国家鼓励农民开创家庭副业等。让个人回归家庭,虽然是当时高层为回应社会成员诉求而出台的,但它确实改变了此前“个人—家庭—国家”之间的失衡状态。让“家”在“国家”与“个人”之间扮演协调、中介的角色,让“家”中和不同价值观的对立,以利于国家解决政治、经济、社会;,实际上也起到了“去政治化”的实际功效。再往后看,上世纪90年代开始,住房、教育等全面市场化,青年人投资房产的资金大多来源于父母,教育的费用也主要由家庭承担,生了孩子也主要由老人带;目前尚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将部分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推给了家庭;加上独生子女政策……凡此种种,都在进一步将青年与家庭捆绑在一起,成为一个消费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家庭化、市场化。所以说,在人们被允许、鼓励退回到私性领域的过程中,年轻人的保守化几乎是很难避免的。

          

           80后:越竞争越相似?

          

           唐小兵:国家在进入1990年代后,一大趋势是公私领域开始明显分离。1980年代时像北岛、崔健、海子这几位青年偶像,都是以敢于挑战主流的面目出现的,但这种象征意义在急剧的时代变动中很快便衰落了,琼瑶、汪国真、席慕蓉热悄然兴起并在大学校园盛行。80年代街头热议的“中国向何处去”等“宏大命题”开始淡出青年的视野。另一方面,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度越来越大,外来文化汹涌而入,给青年们提供了相当个性化的选择自由。记得当年《格调》《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宝贝》等带有“小资情调”的书,都是热销一时的。这些种种所营造的消费文化,具有相当的迷惑性,似乎在告诉人们,想要拥有这样的生活,你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为之奋斗。这种私人生活领域的奋斗,又与弥漫社会的犬儒主义结合起来,因此90年代以后的青年,我觉得比之80年代,是更缺乏反思资源和反思精神的。

           在最近举行的一个读书会上,80后文学批评家杨庆祥在作品中就提出了一个判断:80后是失败的一代。作家阎连科也说:“社会上出现这么多现实的问题……80后凭自己的精力,完全能完成对抗社会、对社会进行思考的任务,但他没有做这件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您怎么看待80后这一代人?在社会隐形的管控下,在消费多样性的表面下,当年如此标榜个性化的一个群体,他们是否已经高度同质化?

          

           陈映芳: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文化和今天的青年亚文化,这中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但讲到“80后”一代,这中间涉及了两个有点不同的议题:一个是有关“青年论”的,一个是有关“世代论”的。前面我们讲到,年轻人在不同时代被期待扮演的角色内涵有所不同。90年代开始,近代的“青年角色”在中国实际上已经解体了。新的政治应该是公民政治,这种政治是跨年龄的,每个个体作为公民,对国家和社会都应担当起相应的职责,同时享有相应的权利。这种时候再拿历史上的青年观去评价现实中的年轻人,不太合适。

           对80后我不好轻易下定论,分析、评价某一代人的特征,最好能以详实的调研数据以及代际比较研究来说话。就个人感受来说,他们整体上的保守化倾向确实很明显。这应该与他们的社会化经历有关。他们整个成长时期,除了社会生活的家庭化,80后上大学时,恰好赶上中国高校的扩招潮和社会的高学历化,激烈的学业竞争,在大一统的、以高考为中心的应试教育体制下,你要是反叛、不顺从,带来的后果只有被淘汰出局,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高度规训”的一代。

          

           唐小兵:对,越顺从越胜出,越竞争越相似。表面看上去竞争是个体的竞争,其实造成的结果是高度同质化的。他们好像与70后一代也不太相同?

          

           陈映芳:大概因为曾经成长在80年代,一部分70后还是有点80年代“余晖”的。我刚开始当助教、讲师时的一批学生就是70后,他们中一些人就是后来我们关注的记者群体、律师群体等,我很敬佩他们。这一代人中,出现了富有行动力的公民群体。

           公民的政治文化,其实也是一种个体能力,这种能力在许多国家是通过公民教育来培养的,在中国,激进的、反叛的政治文化曾是一些特殊时代或特殊的教育环境造成的,像50后、60后两代人(即80年代的年轻人)在青少年时期曾是被“野放”的。我有时能感受到,80后对“激进化”有某种普遍的恐惧,这种恐惧当然可能是源自理性判断(对行动收益和代价的测算),但更可能是因为个体认知方式、行为能力的不适应。

           虽然曾经研究世代理论,但在现实中对当下的年轻一代作出评价,我时;岣械矫。因为在对年轻世代的评价中,除了年轻人自己的代际竞争话语外,在成年人社会中,往往会有“一代不如一代”式的情绪化倾向,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有所自觉的。青少年、年轻人首先是需要成年人社会去爱护、去引领的对象。如果成年人自己未能为下一代创造较好的政治环境,自己已先期去政治化,这种情况下去指责年轻一代的政治文化,这有失公允。像我们学者自己,在大学体制内,大部分人在各种规则框架中谨慎地扮演自己的角色——我们自身就是青年学生的参照物。成年人如果期待年轻人去担当自己都试图回避的责任,我觉得那是一种自私。

        事实上我在做一些社会调研时,涉及市民的维权行动等,是否让学生参与,一直有犹豫。为什么?在当下,对独生子女一代而言,参与社会行动的成本太高了——每个学生背后都存在一整个家庭的生活风险,除非是他们的自主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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