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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小枫:美国“遏制中国”论的地缘政治学探源

        更新时间:2019-10-09 00:08:39
        作者: 刘小枫 (进入专栏)  

           2002年,豪斯霍弗(1869 - 1946)将军的《太平洋地缘政治》英译本在美国出版。该书初版于1925年(1936和1938年两次再版),差不多80年后的今天,美国的政治学家为何会突然想起这本书并译成英文?

           如果我们记得,据说豪斯霍弗的地缘政治学曾为德意志第三帝国提供过战略指导,并因此而曾被美国政治学家视为“伪科学”,那么,这事就更让人觉得蹊跷。

           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坦布斯教授为英译本撰写的“导言”让笔者的感觉从蹊跷变为惊讶:他毫不掩饰地说,翻译此书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据说,如果中国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陆地国家联合起来封锁海洋国家”,那么,麦金德(1861 - 1947)早就预示过的“海洋国家的噩梦”就会成为现实:

           美国将何去何从?究竟是正在衰落的大西洋,还是豪斯霍弗预测的未来的海洋——太平洋?[1]

           麦金德的确是西方地缘政治思想史上的关键人物,但他预言过中国的“崛起”及其威胁?

          

           美国政治人何时把中国视为眼中钉

          

           科恩(Saul B. Cohen)曾任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他的《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据说在美国是权威的大学教科书(2009年初版,至2017年已印行六版)。这位研究中东地缘政治的专家在书中对美国学生说,“麦金德将欧亚大陆国家的崛起看成对英国世界霸主地位的最大威胁!币蛭,

           一种控制了枢纽地带的欧亚大陆陆上力量(不管是俄国、德国或者中国,特别是前两者的联盟)将取得对海洋世界的优势。[2]

           所谓“或者中国”并非麦金德的说法,而是科恩因应21世纪的地缘政治新格局添加的。20世纪初的欧洲大战(1914 - 1919)结束之际,为了构建世界“和平”秩序,麦金德发表了《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重建的政治学研究》(1919)。从中可以看到,尽管当时的中国政府参加了“巴黎和会”,但麦金德并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仅仅一带而过地写道:从历史上看,中国这个国家很复杂,治理虽良好,却长期处于“呆滞状态”。[3]

           1943年7月,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态势已经出现逆转,但中国战场仍然前景黯淡,日军即将针对华北的中共军队展开“秋季大扫荡”,而针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战略轰炸已持续了长达5年半之久。这时,麦金德在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再次修改其“心脏地带”概念的政治地理学含义,仍然没有把中国视为值得重视的地缘政治单位。他同样仅仅一带而过地说:一旦海上强国驯服德国和日本,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位于内新月形地带(Inner Crescent)的“古老东方文明”必定会走向繁荣。[4]至于中国和印度走向繁荣之后是否会对海上强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构成威胁——遑论“最大威胁”,麦金德未置一词。凡此表明,麦金德终其一生都没有看好中国。

           在此一年前的初春(1942年3月),荷兰裔的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1893- 1943)出版了400多页的大著《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因应1930年代以来的国际秩序变局为美国提供战略应对方案。该书为美国在战后的地缘扩张和打造“美国和平”提供了政治学依据,摩根索(1904 - 1980)大名鼎鼎的《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1948)显得不过是其续篇。[5]

           在斯皮克曼看来,美国到了应该崛起并成为新国际秩序的塑造者的时候了。通过继承并修改麦金德的理论,斯皮克曼致力于把大英帝国的地缘政治学转换为美利坚帝国的地缘政治学。正是在这本大著中,中国成了美国作为海上强国崛起的“最大威胁”,而且不是“之一”。

           斯皮克曼在书中提到,“直至1941年秋”日本已经“控制了远东沿海地区”。[6]看来,斯皮克曼的这部大著收笔时,“珍珠港事件”还没有发生,德国也尚未对美国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亟需普及地缘政治学教育,以动员民众投入战争。1942年秋,斯皮克曼在他所在的耶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做了一次题为“和平地理学”的演讲,以普及教育的形式扼要重述《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一书中的主要观点。

           次年夏天,斯皮克曼因患癌症病逝,时年50岁。美国的政治人无不为这位政治学英才的早逝深感惋惜。当然,他们也感到庆幸,斯皮克曼毕竟实现了自己的学术抱负,即为美国在战后打造“和平秩序”提供战略性指导。

          

           “和平秩序”的政治史学含义

          

           依据斯皮克曼的临终演讲记录稿整理而成的《和平地理学》(1944版)是本薄薄的小册子,标题中的“和平”这个语词相当引人注目。在我们的常识意识中,“和平”让人产生盼望甚至激发美丽的想象。因此,我们会感到好奇:《和平地理学》通过普及政治地理学知识主要讲战争,以及美国在战后应该如何凭靠军事优势遏制欧亚陆地上的政治体势力,凡此与“和平秩序”有什么相干?难道“和平秩序”的含义是凭靠军事优势遏制其他政治体?无论如何,斯皮克曼最终获得了godfather of containment[遏制(战略)教父]的美誉。

           看来,除非我们熟悉世界历史、尤其欧洲式的国际政治史,我们没可能理解美国政治家心目中的“和平秩序”的实际含义。

           “罗马和平”(pax romana)这个历史语词非常著名,其含义指凭靠强势权力建立起来的一种政治秩序。用沃格林的说法,“罗马和平”有如“一只铁腕加于一片疆域和民众之上”“否则,那里将沦为众多靠极尽可能地劫掠无助民众为生的小型军事团伙领袖之间血雨腥风的斗兽场”。这听起来似乎是说,“罗马和平”指单一政治体内的“国内和平”(civil peace),即克制政治体自身内部的内乱或内战状态而建立的强制秩序,其实不然。罗马帝国的成长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它凭靠不断征服周边的诸多政治单位而成为一个疆域日益扩大的政治体。因此,“罗马和平”首先“指地理上的地中海沿岸及其边远地区的广阔空间,这是群雄竞逐的场域”。在罗马人眼中,orbis terrarum[地球]是一个权力场域,“群雄的政略”无不受这个广袤地理空间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影响。要成功克制碎片化的地缘政治势力,就得凭靠imperium[帝国/权力]本身,否则“和平”秩序不可能建立。[7]

           由此看来,“罗马和平”实际上是一种国际性的“帝国和平”(imperial peace):

           犹太战争提醒我们罗马帝国和平的不稳定性;被征服的民族并没有被完全解除武装,罗马;は碌墓爬现贫群椭魅ü,被帝国秩序覆盖,然而却未被清除;谎灾,只有以前独立的政治单元的记忆被抹去,只有和平地带内的个体感到自己不是团结在传统的或者局部的共同体内,而是团结在征服国内,帝国和平才能变成国内和平。[8]

           显然,罗马共和国的“和平”与罗马帝国的“和平”不是一回事儿。但是,罗马共和国已经充分显露出自己具有帝国扩张的欲望,它使得这个城邦共和国不得不超越自身的疆界:先把意大利部落社会组织进邦联,随后就开始征服不属于意大利种族单元的其他人民。罗马帝国不得不扩大罗马公民权,以便转化“和平”秩序的性质。

           “罗马和平”遇到的麻烦在于:并不是所有的政治体都会屈服于罗马帝国的“和平”!奥蘼砗推健背鱿种,塞琉古帝国(公元前312 - 前64)也曾致力打造一种“帝国和平”,但没有成功。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公元前247 – 公元224)突破塞琉古帝国的“和平秩序”迅速崛起,与罗马势力的崛起迎面相撞。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争夺亚美尼亚控制权的战争,帕提亚帝国最终迫使罗马帝国签订了一个划界而治的“和平”条约(公元63年)。

           这时,地球上出现了三个并存的帝国式“和平秩序”。在随后的世界历史中,帕提亚的“和平秩序”和罗马的“和平秩序”先后土崩,除了东亚地带的中华“帝国秩序”外,从地中海周边到欧亚大陆腹地,新的“帝国秩序”此消彼长、相互厮杀。

           基督教欧洲的“帝国秩序”最为奇葩,因为这个帝国的内部秩序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反倒经历了漫长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厮杀,最后干脆形成了一种以帝国内部的“国际”战争为常态的“和平秩序”;浇坦餐逯涞恼秸刺褪恰昂推阶刺,战争“法”就是“和平”法,按阿隆的分类,这种国际间的“和平”样式可以叫作“均衡”(equilibrium)秩序(《和平与战争》,页148)。

           “和平”作为政治秩序离不了基于铁血的强权,但秩序本身还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和平”与“正义”(pax et justitia)往往连属?墒,何谓“正义”的秩序以及何谓“正义”的战争,从古至今都让人大伤脑筋。何况,单一政治体内部的正义与政治体之间的“国际”正义还不是一回事儿;浇膛分拚庋恼翁逶谙嗟背さ睦肥逼谀诨购苣亚帧肮诤推健庇搿暗酃推健,一旦遇到这样的政治史现象,人们对思考“和平”秩序与“正义”的关系问题感到绝望,完全可以理解。

          

           西方主流政治学的“非道德”传统

          

           阿隆的巨著《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长达700多页,仅仅在附带情形下提到过一次“正义”这个概念(《和平与战争》,页16)。对阿隆以及绝大多数欧洲的政治理论家来说,讨论国际政治问题不得不采取“非道德”立场,即凭靠价值中立的历史–政治社会学来思考复杂的国际政治现象。

           这样做的理由既简单又明了:尽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哲学关切人世政治生活中的“正义”,但“17世纪撕裂欧洲的宗教冲突”迫使西欧的政治思想家不得不放弃对政治的道德思考,由此“产生了以《利维坦》和《神学政治论》为代表的国家中性理论”(《和平与战争》,页1)。这意味着,政治体中的人们有不同的宗教-道德诉求,政治冲突不仅会因此而无休无止,还会变得愈益残酷,不如在思考如何建构政治秩序这样的问题时干脆放弃道德上的考虑。

           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还经常提到另一个理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考基于人口和地域面积都非常小的城邦政治单位,他们从来没有面对过庞大而又复杂的政治体与生俱来的问题。他们认为理所当然应该思考的问题,换到帝国秩序乃至多帝国秩序的语境中就不再成其为问题。

               希腊政治理论的力量有一部分来自这样一种局势:现有的城邦长期致力于建立新城邦。从选址开始,经过城市规划,再到草拟政制,创建新政治单元的可能性构成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建构理想国的背景。只有在发现美洲、西方开始殖民定居后,建立各种新政权的视野才被大规模地再次打开。[9]

           沃格林依据的例子正是基督教的欧洲帝国即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帝国始于查理大帝,但它自分裂以来始终未能建立起“和平秩序”。

            只要一个共同体的各个成员和群体从根本上同意接受一种客观秩序,那么尽管不可避免的意见分歧或许会导致许多严重的冲突,正如我们在“授职权之争”中所看到的那样,但对于他们全都在那种秩序之下生活,与它有同样的距离,却不存在任何破坏性的疑虑。然而,如果这种共同纽带之情因许多特殊共同体——比如说教会、各民族王国、教派和修道会——日益增长的情感所引发的紧张而遭到破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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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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