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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修泽:开放倒逼下的中国经济改革“双突破”论

        更新时间:2019-10-28 19:26:10
        作者: 常修泽 (进入专栏)  

           编者按:以2019 年中国着力建设“新型开放大国”为标志,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用高水平开放来倒逼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在这一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内部一系列体制性和结构性深层矛盾陆续显现出来,并受到挑战。常修泽教授这篇学术报告指出,面对前所未有的倒逼出的新情况、新问题,不仅与开放相关的改革问题(如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知识产权等) 要有新突破,而且与国内发展相关的改革问题(如新旧动能转换等) 也要有新思维:要由“小四新”改为“大四新”。在深入分析诸种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该报告鲜明提出了开放倒逼下的中国经济改革“双突破”论,即通过产权制度的创新完善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来带动新阶段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这篇报告从国家改革开放新态势切入,结合作者自身多年的研究成果,侧重从“广义产权论”和“包容性改革论”的角度阐述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对于从多

           角度深化对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特此推荐,以飨读者。

           关键词:开放倒逼;经济改革;“双突破”论;产权制度;要素市场化

          

           ※该文是常修泽教授日前在山东省深化改革办系统“制度创新专题研讨班”所作学术报告的修订稿,部分有删节,为保持原味,本刊在编辑时尽可能保持学术发言的风格。

           作者简介:常修泽(1945—),男,山东惠民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入选者。

          

           原文刊发于《改革与战略》2019年第8期。

          

           我们这期研讨班的主题新颖,叫“制度创新专题研讨班”,核心词是“制度创新”。这个范畴从理论上来说是合乎规范的,从实践上来说更是亟待解决的,特别是在2019年的中国。

           为什么这样讲?以2019年中国着力建设“新型开放大国”为标志,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用高水平开放来倒逼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在这一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内部一系列体制性和结构性深层矛盾将会显现出来。

           面对前所未有的倒逼出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经济改革需要新思维、新突破。本报告拟根据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出现的新形势,结合我近年来的研究成果,重点阐述开放倒逼下中国经济改革的“双突破”论,即通过产权制度创新完善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两个“突破点”来带动新阶段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一、“ 用高水平开放来倒逼深化改革”: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动力转变

          

           我先从大势说起。

           人类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世界如此,中国也是如此。201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创建“新型开放大国”之际,习近平同志特别提出:“用高水平开放来倒逼深化改革!雹伲á 参见2019 年4 月22 日上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社报道)。)这就意味着,中国现在已经到了“倒逼深化改革”的时候了,与此前的40年改革相比,新阶段改革将呈现若干新的特点。

           我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一书中曾指出,中国改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内源性改革方式,一种是外源性改革方式②(关于内源性变革与外源性变革相结合的观点,见常修泽《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 年》前言,广东经济出版社2018 年版第2 页。)。中国前40年(1978—2018年) 的改革主要是内源性改革。就是说我们社会内部有强烈的“内在改革冲动”。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启动的,但实际上农村改革比这个时间要早。1978年11月24日晚,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在小屋里开会,商量把土地实行“包产到户”。当时中共中央的文件严格禁止包产到户,从中央到地方领导层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但是这十几户农民开会,冒着风险自发地立了一纸文书,写到“我们分田到户”,“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1]37。这次农村改革是农民自发组织的,是为了吃饱饭自己搞的。我把这种改革称为“内生性改革”(或内源性改革)。这表明我们国家改革有极其强大的内部动

           力源,不是外人逼着改,是自我改革,内生性改革的动力非常强劲。

           但是,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40年后中国改革的内生性动力有减弱趋势(并非老百姓改革的内生性动力减弱,而是既得利益力量掣肘等多种因素造成的,这是另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发生了新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社会多元化和信息化智能化等潮流,正以不可阻遏之势冲击着单边主义和贸易;ぶ饕。与这种世界大势相适应,中国开放的大门将会越开越大。

           面对世界这种变化,从改革来说,首先应促进与开放相关的改革。我在2018年11月发表的《中国改革40年若干规律性问题认识》一文中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将会越开越大,这不可避免地将带来几个重大的制度性变革,包括放宽和扩大市场准入、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问题;各种所有制‘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及相应倒逼国有企业‘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问题;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问题;完善各类产权的界定—配置—交易—;ぶ贫任侍;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和管理等各类要素市场化配置问题;政府自身管理体制改革及公正化问题;严格知识产权;ず

           环境;の侍獾鹊,这就势必要求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法制化进程!盵2]105-106由外部开放原因引致的改革叫做外源性改革,这是一种倒逼型改革。面对改革的这一新背景,我们应该有新思维。

           不仅与开放相关的改革问题要有新思维、新突破,而且与国内发展相关的改革也要有新思维、新突破。例如,国内正在推进的新旧动能转换就是如此。新旧动能转换的战略思路是什么?一段时间以来,不少。ㄇ、市) 是按“小四新”来部署的。所谓“小四新”即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虽然从产业发展来说,“小四新”有可取之处,但是从开放倒逼下的中国经济改革这个大局来审视,“小四新”新旧动能转换是狭隘的、不到位的,所以我提出“大四新”思路。

           所谓“大四新”,第一是新体制。从全国来讲,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短板”不在低端产业,而是在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多元化不适应的旧体制,所以无论如何都应把新体制放在第一位。

           第二是新供给。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都属于“新供给”,可以“打一个包”。

           第三是新要素组合。中国新旧动能转换涉及的要素很多,马克思当年提出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三要素,随着100年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又增加了技术要素、信息要素和管理要素。因此,中国要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必须把技术、信息、资本、土地、管理和劳动力等要素进行新的组合,称为新要素组合。

           第四是新主体。新旧动能转换必须有新主体,没有新主体就不可能实现。这里的新主体,第一是企业家,第二是技术创新者,第三是大国工匠等劳动者骨干,这是一个更广泛的主体。

           这个“大四新”论(新体制、新供给、新要素组合、新主体) 提出来以后,曾引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重视,在其主办的《中国经济导报》头版发表(① 参见常修泽教授在2018 年3 月22 日《中国经济导报》头版的《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大四新是方向,企业家精神是给养》一文中提出的“大四新”方略。),并引起《人民日报》连锁反应。2018年5月7日《人民日报》理论版以《从更宏观的视角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为题,来阐述新旧动能转换的“大四新”论[3]。

           现在的关键在于,在开放倒逼的格局下,“大四新”的每个方面都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以“新主体”为例,根据美国政府对外发放的投资移民签证数据,2016财年美国向世界共发放投资移民签证9947 张,其中来自中国的投资者获7512张,占移民签证总数的75.52%(② 参见《富人移民热:13 万亿资产将转移到境外》,http://business.sohu.com/20161021/n470872378.shtml。)。2018年资产大于100万美元的高净值人群在全世界流动的最新数据表明,中国是净流出国家,高净值净人群流出数是1.5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企业家和技术创新者)。一个国家有如此多的企业家、技术创新者和其他高净值人群流出,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我这里以新旧动能转换为例分析,无非是想阐述在开放倒逼下,中国经济改革要有新思维、新突破,应该用“开放倒逼的思维”来构思。

           在开放倒逼下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纷繁复杂的矛盾中,中国应该明确什么样的总目标呢?应该锁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大亮点”,是一个很好的命题,可惜现在有关方面讲得不够。

           在坚持改革的总目标并深入分析诸种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我认为,新阶段应该紧紧抓住产权制度创新完善和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两个“主攻点”来突破,以此来带动新阶段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可将此称为改革“双突破”论。

          

           二、中国经济改革“双突破”之一:产权制度的创新与完善

          

           创新与完善产权制度——中国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重点”,本是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③参见中共十九大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原话是“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重点”。)。迄今,中共十九大结束已经将近两年了,但产权制度“第一重点”论并没有被社会充分认识,更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很好贯彻。现在,在开放倒逼下纷繁复杂的矛盾中,产权制度“第一重点”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

           (一) 从“广义”角度把握产权内涵

           既然产权是中国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重点”,那么首先要准确理解和把握产权的真正内涵。研究前期,我对产权的认识是比较肤浅和狭窄的,并没有从“广义”角度来把握产权内涵,甚至把“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与“现代产权制度”相等同。

           2003年春天,中央决策层准备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决定,其中有部分内容涉及产权,有关方面让我写一个关于产权问题的基础性研究报告。经过深入研究,我完成了内部研究报告《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产权制度》(①先是内部报告。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后,摘要本公开发表在《宏观经济研究》2004 年第1 期,全文本在《产权导刊》2004 年第2 期、第3 期连载)。我在报告中提出要从“广义”角度把握好产权的内涵,建议采用“现代产权制度”的提法,而不是只局限于“企业产权制度”。

           2009年,我在著作《广义产权论——中国广领域多权能产权制度研究》中提出“广义产权论”,认为产权包括广领域、多权能、四联动三大要义。其中,第一要义是“广领域”,具体要广到天上、广到地上地下、广到天地之间人的身上,天上的是环境产权(如“碳产权”),地上地下的是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人的是各种人力资本产权[4]。

        今天,创新与完善产权制度应该从“广领域”角度把握产权内涵,产权既包括经济领域的物权、债权、股权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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